在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检讨中，目前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那就是发达国家凭借其话语优势，将其受害程度放大，而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金融服务领域，其损失与伤害都没有得到认真评估，甚至里里外外还弄出一些幻觉、误解与责难的声音，大有欺世、惑世之嫌。
比如，前些日子，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写了《亚洲的复仇》一文，在解析华尔街金融危机时，提到一个很特别的理由，就是“储蓄过剩”问题。由于新兴经济体特别像中国这样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与石油输出国的总储蓄过剩，为高收入国家的高负债消费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这场金融危机在高收入国家爆发。
沃尔夫的言论甫出,就遭到责难，认为是在为发达国家开脱，并嫁祸于新兴经济体。只是责问者不像沃尔夫那样，拿出了历史事实与数据，更没有对沃尔夫的言论作进一步分析。所以，很少给人启发。其实，沃尔夫先生虽然提出的事实仅仅在金融层面上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往下追问，就会发现，他把因果关系弄错了。
从数据上看，新兴经济体与石油输出国这两组国家的总储蓄尽管过剩，但是其原因却和发达国家的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有关。特别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产业转移和全球化浪潮，以及所谓的全球产业分工思想，在生产领域里为全球经济失衡，尤其是利益分配的失衡，埋下了祸根。而这正是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产业基础。
何以见得？
以中国为例，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看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都做了些什么；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储蓄率（在这里主要看外汇储备）为什么会偏高。特别是这两者之间都出现了哪些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都做了哪些剩余价值的攫取，新兴经济体又不得不做出怎样的无奈防守。
首先，在全球化名义下，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加快了其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全球化步伐。特别是在生产领域，产业资本向新兴经济体的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家知道，资本是逐利的，哪里有更高利润，有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就会钻到哪里。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扩张，不是为了拯救世界，而是有明显的利益驱动。
最典型的是，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末端输出法，将一些在本国已没有竞争力，或有环境问题，受到限制的淘汰产业，向工业水平低的新兴经济体转移，以降低成本、获取更多利润；一种是市场占有法，将相关技术与产品的生产直接转移至目标市场，以获取更多市场信息，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这两种情况，在近30年的中国，都有发生。
其次，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要保持比较高的储蓄率，增加防守性外汇筹备。从中国这30年的情况看，一开始是因为外汇短缺，通过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增加外汇储备，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本国经济，这是很自然的选择。而当中国的外汇储备有明显增加，需要引进更先进的技术与装备时，就碰到了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出口壁垒，影响了贸易平衡。而新兴经济体还要防御全球金融市场风险。这就导致了新兴经济体的防御性储备问题。
而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资本的全球化，向新兴经济体扩张，一方面，享受各种价廉物美的服务，攫取更多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利用所谓的国际分工，在科技实力、劳动生产率上，继续保持对新兴经济体的优势，从而获取产业链高端的更多附加价值。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将其金融资产的风险转嫁给新兴经济体，迫使其防御性储备也面临更大风险。这就是当前大家看到的国际经济现实。
特别是在国际分工的口号下，在生产领域存在的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失衡问题，尤其是利益分配的主导机制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享受谈判优势和各种政策优惠，存在着明显的超国民待遇，同时又缺乏对新兴经济体的环境责任、社会责任，权利与义务不清、分配不公。在这种情况下，从生产领域开始，到贸易、金融领域，一系列的经济失衡问题就层层累积起来，不发生金融危机才怪呢。
所以，回到问题的原点，这次金融危机，真正根源是在从生产领域开始的全球经济结构的整体失衡。而在讨论这场危机时，包括沃尔夫先生在内，只谈“储蓄过剩”等金融现象，而忽视其原由--生产领域的问题很少被人谈及，这是很不彻底的。惟有对新兴经济体从生产领域开始受到的伤害算起，才能看清这次危机的真正“买单者”是谁。
新闻录入：admin
